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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正非:要感谢乔布斯发明iPhone打开互联网 华为才抓住机遇
来源:未知    作者:admin    发布时间:2019-11-09 02:10

  华为对外公开了任正非于10月22日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纪要全文,在采访中,任正非首次对外阐述了华为历史上5次战略发展机会。

  任正非在谈及第五次战略发展机会时表示,要感谢乔布斯发明iPhone,打开了移动互联网,一下把电信设备网撑开了,大家多买设备,华为多赚钱,就活下来走到了今天。

  任正非:我的童年成长是无忧无虑的。那时的知识不像今天这么爆炸,没有这么多的课外作业,父母也不怎么管我们,允许我们到处乱跑、到处玩,这样给我们很多自由,放学后可以更多去玩耍,比如下河游泳、摸鱼、打鸟

  虽然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,但我们不知道物质丰富是什么样子,更不可能知道欧洲人的生活,没有攀比就没有痛苦。而且,今天我们知道,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言,心灵比物质更重要;现在孩子们的学习负担太重了,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,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很多,但是孩子未必快乐。

  任正非:军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,既不追求利润,也不讲究成本,只要任务完成就可以了。当我们转到地方的时候,中国刚刚开放改革,开始走向商品经济,我们对商品经济非常不适应,不知道何为“商品”,你看我们对市场经济多么陌生。国家文件说要搞商品经济,上面争论很厉害,我们并不清楚“商品”是什么东西,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一个大的社会机制的改革。那时非常不适应社会转型,我当时在国有企业工作栽了跟头,然后国有企业就不要我了。为了生存,就有了自己办公司的想法,这个想法风险很大,万一不成功怎么办?但是无路可走,只有继续走下去。

  Damon Embling:您用非常少的资金创立了华为,好像只有3000美元左右对吧?这么少的一笔钱是怎么让公司在初期很好地运转起来的呢?

  任正非:是的。当时中国所有人都没有什么钱,包括其他初创公司也没有钱启动,非常困难,我们也一样。那时注册一个民营科技公司需要股东5个人,需要注册资本将近3000美元。我没有那么多钱,就找人一起凑了3000多美元注册了公司,注册完以后基本没有钱了。

  刚开始主要是作为代理商卖别人的设备,挣到钱再付货款,通过这个代理机制成长起来。实际上成长过程很艰难,工资超低,我开始每月不到100美元,而且最初的几个月都没有拿工资。

  Damon Embling:华为在初创阶段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,驱动您不断向前的动力是什么?当时您对于未来的愿景又是什么?

  任正非:就这么简单。因为要承担对孩子教育、成长的责任,我个人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关怀和爱护,但是总要挣钱给他们生活。我去应聘过几个岗位,别人不要。实际上我一开始也只想去应聘岗位,但没人要我。原因:一,经营有过错误,别人不信仼;二,当时也不需要技术,因为社会处在倒买倒卖时代,无路可走,正好当时国家允许创办民营科技企业,我也是在冲动下创立了公司。

  任正非:我们在创业初期已经感觉到,要生存下来,唯有尊重客户,尊重客户的价值观、尊重客户的利益。钱在客户的口袋里面,只有质量好、服务好,它才会给你。那时我们对客户的态度有宗教般地虔诚,贯彻一种观念“宁可自己吃苦,都要让客户的需求、客户的价值观得到实现”,这样我们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好,东西越卖越多。

  当我们积累到一定规模时,代理商认为我们可能会控制市场,就不给我们供货了,所以断供我们不是第一次碰到,我们也才知道必须要开发自己的产品才能生存下来。我们最早开发的产品是40门模拟交换机,今天看来那个东西超级简单,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很大压力的。那时中国刚刚开始开放改革,小招待所、小商店需要小型设备,给了我们机会。我们从研发小型设备开始,积累了人才、资金、经验,积累了客户对我们的信任,才一步步往前走。

  在整个过程中,我们不是赚到钱就自己赶快消费,而是很节约,把赚到的钱再投入到研发中,所有一切精力都奉献给客户,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直到今天,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度还是非常高的。大家知道,欧洲是美国的盟友,美国在欧洲频频宣传打压我们,但是欧洲客户还是纷纷购买我们的设备。在这种高压下,客户还买我们设备,是几十年我们在客户积累的诚信带来的价值影响。

  任正非:当时中国通信市场100%是西方公司占有,“七国八制”,七个国家八种制式,包括瑞典的爱立信、芬兰的诺基亚、法国的阿尔卡特、德国的西门子、美国的朗讯、加拿大的北电、日本的NEC和富士通。这么多国家,这么多制式,但都是适合城市使用的大型交换机,不适配农村的通信需求,规模太大,农村也承担不了这么高的成本。

  当时中国农村通信市场刚刚启动,正好有缝隙空间,我们从40门交换机起步,做到100门,做到200门,再做到2000门,然后开始做一些大型的程控交换机,能满足一些乡镇基层的使用需求,我们是这样一步步往上走起来的。

  任正非:是的,在早期,政府对我们不太了解。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员工持股制度,也就是员工拥有资本,可能被误解为资本主义公司,不符合社会主义条件。这个误解在十多年前就逐渐消除了,因为我们给政府纳税越来越多。现在华为每年给世界各国政府纳税约200亿美元,其中大部分是缴纳给中国政府的。政府看到我们对社会的贡献,也看到华为公司诚信、遵纪守法,因此就逐渐认识我们、接受我们了。这是第一个机会窗。

  第二个机会,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去到非洲等地,有些国家正在发生战乱,西方公司全部撤退了,它们不能给这些国家提供通信设备,而我们当时在中国农村市场卖的设备对他们是适用的,所以我们在国外也站稳了脚跟,积累了一定资本。我们在国外市场的成功,也给了中国政府一种信心,华为不是在中国占了便宜发展起来的,而且在国外也发展起来了。后来我们进入欧洲,政府看到我们能进入发达国家,认为华为公司还是好的,误解也就消除了。

  第三个机会,我们进入欧洲以后,有很多巧合。我们有位俄罗斯的小伙子,他用十多年时间研究一个算法,他打通了2G和3G之间软件的算法,因此2G和3G可以合并在一个设备。理论上可以节约一半的成本、降低一半的重量,实际不一定那么多,但也有30-40%,关键是减轻了产品的重量。产品重量对欧洲特别重要,因为欧洲没有那么多铁塔、电杆安装基站,大部分都安装在旧房子上,如果设备太重,房子承受不住。因此,我们的设备在欧洲受到欢迎,就是从这个算法打通2G、3G设备开始的,我们飞快地进入欧洲,这就是SingleRAN占有欧洲的故事。接下来依此算法,2G、3G、4G的软件也可以打通,2G、3G、4G可以是同一个设备,大大地提高了效率,也提升了公司的利润率,才可能有更多的费用投入研发。当时3G在世界上有几种制式:欧洲WCDMA、美国CDMA2000、中国TD-SCDMA,通过算法延伸,我们把这些制式又全部集成到一个设备里,在欧洲、中国等地都可以卖同一个设备,更好地满足了客户需求。又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力,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。由于集成了制式,成本大幅度降低,我们的销售收入也在积累增加,增加的积累并不是拿来消费,而是继续投资到未来。

  第四个机会点,世界通信经历了七、八十年的发展,每一个阶段政府在分配频率时,给运营商在这个频段上分一小段,过段时间在那个频段上再分一段,老牌的运营商有十几个频段,就对应需要十几根天线,每根天线都有不相同的电子部件组成。而且多根天线导致承重加大,这都是成本。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算法,把十几根天线合成一根天线,把几种制式的设备合成一个设备,叫“多频多模”,这是我们独创的技术,这让我们的无线通信一下子站在领先世界的舞台上。我们的领先,不是从5G开始的,4G我们已经领先了。领先的原点是俄罗斯小伙子的一个数学算法,他现在是我们公司的Fellow,大科学家,才四十岁左右。

  5G关键技术Polar码的来源,是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发表的一篇数学论文,我们两个月后发现了这篇论文,投入几千人去解析和开发。我们在5G上又领先了世界,其实就来自这两个巧合。这两个转折点,都与基础理论相关。

  第五个机会点,还有一个巧合。其实华为前些年也快衰退了,因为市场趋于饱和,要感谢乔布斯发明iPhone,打开了移动互联网,一下把电信设备网撑开了,大家多买设备,我们多赚钱,就活下来走到了今天。

  任正非:海外市场拓展,我们在“5.16”之前没有多大困难,因为最主要是客户选择。政治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,但是客户有价值评价,用了华为的东西是不是真好?大家知道,美国的政治家、国家领导人在欧洲拼命游说,但是欧洲客户还要买我们的设备。盟友的观点,这么多大人物施压,客户还要坚持买,说明客户还是认同我们。

  在“5.16”之前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时候,客户选择和使用我们的设备是基于技术与服务,以及使用以后是不是能产生利益。

  Damon Embling:您刚才提到原因是因为有客户的支持、客户自己做出了选择。但是,如果说他们所在国的政客、政府不让华为的设备在他们那里进行销售,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,华为怎样克服这样的问题?

  任正非:如果我们没有克服,就放弃这个国家,也可能放弃这个客户。我们只选择认同我们的客户,做一些就行,并不要求所有国家、所有客户都接受我们。若果客户都听政客的,它是否能养活自己呢?决定企业命运的不是政客,而是客户的客户,客户购买的商品一定是能为它盈利,它才能活下来。

  任正非:首先,中美贸易的争端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,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什么销售,所以美国的网络安全与我们无关,信息安全也与我们无关。事实证明,没有华为,美国网络与信息照样会不安全。

  第二,三十年来,我们为170多个国家、30亿人口服务,至今没有任何事件证明我们有类似的问题。如果发生过类似事件,美国早就拿到桌面上给欧盟看证据。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事,我们也没有动机做这种事。

  第三,未来怎么办?欧盟有报告认为华为5G技术是非常先进的,但是也关注非技术因素中的风险。所以,我们承诺遵守欧盟所有相关的法律规定,事先给所在国家政府进行承诺“应该怎么样或者不做什么”,事后接受这个国家的审计,这样使得信任会逐步增加。对华为监管最严格的是英国,我们很信任英国、德国,对他们开放接受检查,他们很关注我们存在的问题,也批评我们哪些做得不够好,但是也建立了对我们的信任。事前承诺、事后审计,合乎欧盟对我们的管理要求。我们尊重欧盟的规定,为什么会没有市场机会呢?

  Damon Embling:您刚才的表态是说华为过去从来没有开展过间谍活动,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开展间谍活动的要求,未来也不会开展间谍活动,是吗?

  Damon Embling:但是从事这些活动还挺有诱惑力的。毕竟,信息、数据现在都被形容为“新的石油”。

  任正非:第一,我们承认每个国家的数字主权,数据主权在所在国家,不在我们,我们拿了数据没有什么用。如果从事这样的事情,只要发生一次就会在全世界曝光,客户都不买我们的设备,那公司就破产了。员工都走了,留下我来还债,我还得起吗?

  任正非:藏起来做什么?没有动机和必要性,也没有这个可能性。就如卖汽车一样,我把汽车卖给你们,装什么货是由司机说了算。我们把设备给运营商,是运营商在运营,受制于它所在的国家监管,我们根本接触不了数据,怎么拿数据?我们拿不到数据,也不需要数据。

  任正非:我认为没有那么大的伤害,没有那么大的影响。反过来,这么多政治家在全世界游说,还给华为产生了正面影响,“华为原来这么厉害,还需要美国这么强大的力量打压,那设备一定好,赶快买,担心以后买不到”。最近来访问我们的客户增加了69%,为什么?就是来看一看华为的设备是不是没有美国零部件也能生存?你们今天也参观了,没有美国零部件,我们照样生存得好好的。这些货发给客户,客户安装以后,试了也很好。在没有美国零部件的情况下,我们能够持续给客户供应,让客户的信任度大幅增加。其实美国给我们做了广告宣传,我不认为美国的打压是给我们产生了阻力。

  Damon Embling:所以您并不认为这将给华为带来财务上的风险,您不觉得普通老百姓、消费者已经失去对华为的信任了吗?

  第一,因为员工有了生存危机和压力,以前他们有点惰怠,现在不惰怠,反而更努力了,让生产能力提升了。这是内部原因。

  第二,外部原因。有一部分客户不购买我们的设备,我们可以理解,但还是有很多客户购买我们的设备,因为我们有很多独特优点,这些优点是客户继续购买的理由。稍后我送你一个光碟,是中国的70周年国庆晚会,几万人动漫式表演,是通过5G技术转播的,播放过程中没有任何卡顿,你们媒体人一看就知道我们的水平。转播使用的是我们的5G基站,非常小,用背包背着,不需要线连接。实践证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领先世界很多,因此我们有充足机会,不担心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,而是担心太多客户购买,供应不过来怎么办?我们还要请中国客户不要买那么多,确保国外客户先用我们的设备,因为我们在国外的困难度要大一些。

  因此,首先我们不会有财务困难,其次客户信任度是会改善的,客户来看一看我们的基站,或者买回去安装后一看,我们的基站是很好的,没有美国零部件。

  Damon Embling:您刚才提到您对现在的情况并没有过分担心,但由于目前美国采取的措施,华为在海外(如欧洲等地)发布最新款智能手机的话,用户用不了谷歌服务,这肯定会影响用户购买华为手机的意愿,难道不是吗?因此,应该会对华为造成冲击。

  任正非:第一,不会产生冲击,因为我们和谷歌公司还是很友好的,我们之间有很多协定。第二,我们手机有很多特点,谷歌服务在有些地区不能使用,但那些客户还是很喜欢我们手机的其他业务。今年终端销售总量预计是超过2.4亿台,还是会有很大增长,对我们的影响不会超过100亿美元的幅度。在我们公司来说,销售收入少增长100亿美元不算大数字,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太大问题。生态这个问题,我们自己花两、三年时间就能克服障碍,我们有信心。

  任正非:第一,我们没有与美国政府谈判,我们是在法庭上跟美国政府打官司。我们认为,还是在法庭上以证据为中心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  第二,美国政府换届也不可能取消实体清单。所以,我们要适应美国政府长期压制下的生存环境,这点肯定要有思想准备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,最后伤害的是美国公司。华为向全世界170个国家、30亿人口提供服务,美国公司不向我们供货会丢失很多市场,尤其是中国市场,这不合乎美国公司的利益。

  Damon Embling:看起来您很坚决。我的意思是美国确实在全球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力,如果有机会跟唐纳德特朗普进行沟通,您会对他说什么?

  任正非:假设有机会,我想说,不要让美国公司失去中国市场,好好进军中国市场才能改善美国公司的经营,才能从全球化中获利。美国有好东西不愿意卖给中国,放在家里干什么?苹果一定要卖给大家吃,大家才付给你美元;如果苹果放在自己仓库里,时间长了就烂掉了,别人不会买了。美国政府要真正考虑美国公司的利益,不要失去中国市场,全球化对美国是有利的。如果美国放弃全球化,就给了欧洲巨大的机会。

  任正非:我不关心中美贸易争端了什么、谈判有什么进程,因为我们在美国是零销售,中美谈得好我们没有销售,谈得不好我们也没有损失,为什么要去关心他们的谈判进程呢?这是两个政府之间要解决的问题,我只解决我们公司和美国公司、世界各国客户之间的关系问题。

  Damon Embling:但是这是更大范围的口水战,你们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

  任正非:口水战没有用。中国买一些美国的大豆,美国就会卖一些芯片给我们吗?没有这回事,买点大豆不重要,没有大豆就少吃一点油,难道国家就不能存活?我认为没什么问题。

  任正非:我们相信加拿大国家法律是公正、公平和透明的,将来都要看证据说话,相信加拿大司法系统。现在没有其他想法。

  Damon Embling:但是您曾经说如果她真的进了监狱,就会在里面学习。您认为她会进监狱吗?

  Damon Embling: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?您作为父亲对她的情况有多担心?

  任正非:她现在是保释状态,在家里被软禁生活。她会制定自己的日程表,比较丰富多彩;也与社会和加拿大民众有接触,应该说她还属于正常状态。

  任正非:我认为,华为可能会发展得更快。因为我们大多数员工经历了三十年的奋斗,经济有很大改善,人们的本能是寻求舒适生活,而不是寻求努力奋斗的。美国一大棒子打下来,大家感到危机,奋斗精神更加发扬,具体体现是我们的销售收入本来应该衰退的,结果反而增长了。应该说,华为“大厦”不会有“将倾”的问题。您也看到了,华为公司各个地区的生产正常进行,这么多员工正常上、下班,食堂吃饭还爆满,人们的工资没有变化。但是我的担心是,大家努力奋斗以后,使公司利润增得太多,怎么解决?这是个现实问题。我们现在不是经营收缩,而是利润增长太快,将来还是要解决战略性投入增大的问题。

  Damon Embling:您觉得员工对华为有多重要?华为绝大部分股票都由员工持有,这对公司的运作和业绩来说有多重要?

  任正非:我认为,员工持有股份和员工努力奋斗本身没有多大关系,员工的奋斗是基于使命感,而不是完全受经济利益驱动。我们实行虚拟受限股,是让员工分享过去劳动的价值,不能说发了奖金就完了,因为劳动贡献还会延伸很多年产生价值,用“股份”这种方式使得员工因为昨天的劳动获得了回报。这仅仅只是起到一定的合理报酬作用,奋斗还是要靠使命感,而不是靠金钱激励的。我们使命感不仅没有减弱,反而加强了。

  任正非:我是个没有水平的老板,我不懂财务,不懂管理,也不懂技术。其实我并不懂具体事情,有很多能干的专家、管理者在运营公司。

  Damon Embling:考虑到华为现在的增长态势,听到您这么说很令人惊讶。

  任正非:今年的增长有客观因素,因为上半年没有受到美国打击,“5.16”之前保持正常增长。“5.16”打击以后,我们积极修补“洞”的过程中,虽然有些衰退,但是我们迅速补完“洞”以后还是保持了合理的增长。今年上半年没有受到美国实体清单打击,下半年才受到打击。明年全年都置于美国实体清单打击之下,但我们明年还会保持经营状态良好。欢迎你们明年年底再来。

  现在华为员工总数已经增长到19.4万人,为了修补美国带给我们的创伤,加入了非常多优秀员工,人员大幅度增长,因此我们对明年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明年年底,欢迎你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实际运作状况。

  任正非:对于5G的作用,其实与普通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区别是一样的概念。普通公路可以走汽车,高速公路也可以走汽车,只是高速公路走得快一些。5G带来大带宽、低时延,对信息社会、人工智能产生支撑作用,5G本身对社会并没有直接产生价值,但是支撑的信息系统对未来进步有巨大价值的。

  Damon Embling:大家都在看我们的节目,您想对他们说什么?5G将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?因为5G能够使能各种各样的新技术,这些技术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例如公共服务、交通、甚至健康哪些东西会改变人们的生活?

  任正非:举个例子说明5G有什么价值,虽然这个例子不一定轻易能实现。空客320飞机上有17吨信号电缆,如果将来不采用线直接连接,而是用无线把飞机里的各种设备连接起来,这样空客大幅度减轻了重量,减轻了燃油,改善了飞行状况,产生巨大价值。我们开玩笑叫“空客320计划”。

  比如家庭全覆盖,过去家庭用很多线布宽带系统,现在不需要了,只用这么小的一个无线盒子,家庭就全覆盖了,这是最简单的生活影响。再比如,在工程机械上装一个小基站,这个小基站把整个工程控制的东西连接起来,让它跟着机械走。

  5G的低时延主要可以解决自动驾驶等场景问题,用于工业自动化的改进,未来如何改善生活会超出想象,现在有一些初显的影响。比如,要操纵几千公里以外的一个机器设备,你们媒体人都知道存在时延。操作机器的时候如果有时延,就会误操作。5G的时延只有1毫秒或者更低,它就实现了远程实时操纵机械。这些应用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改变,但现在还只是一些设想。

  如何更多创造5G对社会的价值呢?还要靠千百万个公司共同努力。我们只是提供了一块肥沃的“黑土地”,上面种什么“庄稼”,还是靠创新公司动脑筋。

  Damon Embling:这也正是风险所在,5G以及5G使能一系列技术将产生更多信息和数据,这些信息和数据的使用必须是安全的,这实际上会改变人们的生活,是吗?

  任正非:任何新生事物都不会单方面非常好或者坏,它有好的一面,也有坏的一面。如何把好的一面得到发扬,让不好的地方得到控制和抑制,这是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看法。新生事物不会是天生就完美的。

  Damon Embling:近期欧盟发布了关于5G和网络安全的报告。报告中提到由于5G的出现,网络遭受攻击的风险可能会更高。这些攻击可能来自于非欧盟国家或者国家支持的行动。欧盟显然非常担心5G的安全问题,但欧盟也认识到了5G的潜力并且想把握住这个机遇。那么,在现实中,5G究竟有多大风险?

  任正非:汽车有多大风险?汽车开得太快太激烈,有可能会翻车;但是汽车开得稳了,能把人们带到很好的地方去。道理是一样的,任何事情不是单纯的好、单纯的坏,关键在于管理。

  欧盟也看到了5G会带来很多好的方面,也会带来不好的方面,方法在于怎么去管理和控制它,而不是拒绝新生事物。

  任正非:担心是可以理解的,包括我也担心,我每天打电话,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有人在监听。我们遵守欧盟网络安全管理规定,遵守GDPR规则,遵守欧盟所有的法规,让欧洲人民放心,当然,放心需要有时间和实践来检验,我们现在能承诺的是遵守欧盟的管理规定,尊重所在国家的数字主权,这点是不动摇的。

  Damon Embling:在接下来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内,欧盟会逐步开展5G部署。欧盟也想确立自己在5G应用以及相应安全管理机制方面的地位。在5G以及其他未来数字技术方面,华为想跟欧盟建立怎样的关系?

  任正非:首先,我们尊重和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战略。在数字主权的基础条件下,我们努力在欧洲实施AI、把基于ARM构架下的智能计算体系、我们掌握的Atlas深度学习体系面向欧洲开源开放,给欧洲的中小公司提供创新的平台和资源,支持欧盟或欧洲某个国家建立自己的数字生态,形成共赢。

  第二,我们也可以对欧洲的中小公司给予投资,支持和引导他们前进,而不是我们独家胜利。我们在欧洲建立一个“黑土地”,土地上种庄稼,由大量欧洲公司来做。我们要努力的,就是逐步要去推动欧洲的数字生态建设。

  Damon Embling:最近欧盟面临许多困难,说实话这包括一点点身份危机。在欧盟内部存在大量深层次的政治分歧。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,由于目前欧盟的状况以及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,成员国之间很难达成共识,那么华为想要突破欧洲某个市场的难度有多大?

  任正非:我认为,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不大。最主要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让客户真正信任我们。我们不会去介入这些纠纷,在政治上也不会选边站,就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,没有什么难度。

  任正非:无论是否脱欧,英国的富强还是靠英国人民努力,脱欧了要努力,不脱欧也要努力,主要还是在于英国自己起大作用,外部环境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世界都需要互相往来、互相贸易的,中国还是要多买欧洲的飞机,欧洲要多生产飞机,才可能满足中国的需要;多买欧洲机器设备、汽车,这些都是给欧洲、英国提供了很大机会,在这种机会中互相去争取。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环境,大环境和自己的具体贸易有关系,但是关系也不是非常重要。

  Damon Embling:作为一家大型电信公司,华为是否担心脱欧的影响?还是说您认为脱欧会给华为这样的公司带来新的机会?

  任正非:我认为,脱欧对华为没有影响。对华为有影响的是人口数量,如果人口数量没有变化,大家都要通信,对我们就没有太大影响。因为脱欧与不脱欧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所决定的,华为只是适应这种形势,努力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好。

  任正非:其实华为公司运转到今天,我已经没有管具体运作,只是在公司拥有否决权。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否决过,公司都在正确地运转着,跟我的年龄没有太大关系。

  我现在没多少事干,身体又好,公共关系部就让我给他们打打工,见见记者。过去我不见记者,现在更多抽时间见见记者。公司的命运并不系在我个人身上,不用担心公司的持续发展。

  Damon Embling:您说公司的命运不系于您一个人身上,但是从当前形势看,有人会说,华为公司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。有人说中国政府干预华为的运作,华为在开展间谍活动,华为是不值得信任的。对于这样的批评者,您想说什么?

  Damon Embling:我刚才也提到,您现在已经75岁了,仍然在经营这家公司。尽管我认为您把您在公司的作用弱化了,但很明显,这么多年来,您一直是公司的掌舵人,公司很多成功的背后仍然离不开您。未来您个人有何打算?在什么时间您会真正的退出?

  任正非:第一,在我们公司,我自己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,有权力也不能随心所欲;第二,华为公司实行民主集体决策制度,受制于集体决定和否决权力。我个人好像天天都在上班,实际是形式上在上班,并没有直接运作公司。就是上面悬着一个否决权,好像我有权力,但是我没有用过。因此,将来公司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扮演我这个傀儡形象,只要他们这些执政者愿意退到我这个位置上,他就变成一个傀儡。因为我一直在这个位置上,外面看起来我们公司三十年好像没有变,实际上我们下面的人事都在变。我是否存在,都不会影响公司的实际运作。

  任正非:第一,当我的思维方式有了障碍的时候;第二,美国政府批准我可以退休的时候。现在公司在危机状态,有时候我还需要做一做傀儡,出来见一见记者。

  Damon Embling:您会不会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工作狂,因为您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家公司的发展过程中?之前您提到自己没有太多时间陪子女,也经历过离婚。您是否认为您目前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了家庭来实现的?对此,您会不会感到遗憾?

  任正非:这点是有遗憾的。因为早期奋斗时,我到非洲、拉丁美洲一出差就是几个月,回来没两天又走了。那时是为了生存而挣扎,没有时间陪过太太,也不记得给太太买礼物,不记得给小孩买礼物。有次给小孩买了礼物,女儿说“以后你不给妈妈买礼物,我坚决不要你的礼物”,这给我提了醒,原来我对家庭的责任还是尽得不够。对现在家庭的遗憾很多还是可以补救的,但是我没能照顾父母,是不可能补救了,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这对我人生是很大的遗憾。但是每个人都会有遗憾,不是每个人都有完美人生,后悔也没有用了,只有继续前行。

  如果公司受到更大的挫折或者崩溃,这留下来的遗憾其实要比其他遗憾更大。现在我们共同努力在划这条“船”,虽然我年老力衰,也划一划。我年轻时,每项运动都参加,叫乱动,但都没有达到过低级运动员标准,都差一点,这是人生遗憾。现在运动不动了,身体状况也会有下降,我会明智处理这个问题。社会要放心,我不会把终身献给华为,没有想过,还是要留一点时间去游山玩水的。

  Damon Embling:之前您说过您的子女不具备掌管华为的资质,您觉得谁是可以接替您的合适人选?您想看到将来谁来接替您?

  任正非:我在第四届持股员工代表大会的讲话,请公共关系部稍后给你一份,那个讲话已经讲得很清楚,华为公司如何制度性交接班。如果说交接班,其实我们已经完成很多年了,不是现在才交接班。公司一直在运转,我只是悬在中间的一个傀儡。不要操心这个问题。

  任正非:我的家庭没有拿到多少利益,为什么要承担起这么大的责任呢?将来应该有能人来承担这个责任,从智慧、能力、品德来确定他能不能承担更多的使命,这与我家庭没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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